为什么同一位作者,不同阶段的紫砂作品,收藏价值会差这么大?

收藏紫砂时,我们经常先问一个问题:谁做的?

这是必要的,却远远不够。

同一个作者,二十几岁做的壶、四十岁做的壶、七十岁以后做的壶,即使都是真品,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作品。它们面对的问题不同,所处的创作状态不同,在作者一生中的位置也不同。

所以,当收藏逐渐深入之后,“是谁做的”后面,其实还应该再加一个问题:

这件作品,是他什么时候做的?

一、同一个名字,并不意味着同一种作品

艺术家的名字很容易被看成一个固定标签。

顾景舟就是顾景舟,陈鸣远就是陈鸣远。于是市场上也很容易形成一种简单判断:只要作者相同,作品之间的差异主要就是器型、大小、泥料、品相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

一个真正经历过长期创作的人,他对形的认识、手上的控制、审美趣味乃至对“什么值得做”的判断,都会发生变化。

年轻的时候,常常是在寻找;进入成熟阶段以后,某些东西开始稳定;到了更晚的时候,有些作者会变得更加简练,有些会重复自己,也有人仍然能够继续推进。

因此,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把壶,其实不只是一个器型。

它还是作者生命中某一个时间点留下来的截面。

二、为什么“成熟期”经常受到收藏者重视?

所谓成熟,并不只是“技术已经很好”。

真正值得注意的是,一个作者在某一个阶段,开始形成只有他自己才能完成的判断。

早期学习传统的时候,我们往往还能清楚看到前人的影子;随着创作推进,比例、线条、转折、流把关系、表面处理逐渐发生变化。直到某一天,同样一个传统器型经过他的手,已经不再只是“做得像”,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理解。

这个阶段的作品之所以容易受到重视,是因为它同时包含两件事:

一是技艺已经能够支撑作者的判断;

二是个人语言开始真正成立。

收藏因此不能只看“工好不好”。工艺精良只是基础,更重要的是,这件东西在作者自身的发展中有没有位置。

1948年顾景舟大石瓢紫砂壶

图注:1948年顾景舟大石瓢。20世纪40年代后期,顾景舟与上海书画、篆刻界往来密切。1948年制作的一组石瓢,与吴湖帆、江寒汀等人的书画题铭相结合,已经能够看到其个人造型语言与文人书画之间形成的关系。雅昌拍卖资料记载,1948年顾景舟制作五把石瓢,并由吴湖帆等题书作画。

 

三、早期作品,未必比成熟期作品“低一等”

这里很容易产生另一个误区:既然有成熟期,是不是越早越不值得收藏?

也不是。

有些作者早期作品的完成度并不如成熟阶段,却可能保存了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东西。

一种尚未定型的比例,一种仍在试探的处理方式,一个后来被放弃的器型,甚至某种略显生涩的手感,都可能成为理解这个作者的重要证据。

收藏史上真正有意思的早期作品,价值常常不在于“年轻时候已经做得多么完美”,而在于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一个人后来从哪里走来。

如果一个作者后来形成了非常明确的个人语言,那么他的早期作品就像草稿、手稿一样,会获得另一层意义。

我们甚至可以把两个时期的作品放在一起看:

哪里变了?

哪里一直没变?

什么东西后来越来越明确?

这种比较,本身就是收藏的一部分。

四、顾景舟为什么特别适合放到时间线上看?

顾景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因为他的创作跨度足够长,而且留下了相对丰富的作品、款识与文献资料。

1948年的石瓢,已经不是简单临摹传统石瓢。雅昌相关拍品资料认为,这一时期顾景舟与海上书画界的交往,使其创作获得了新的文化视野;从现存作品中,也能够看到他对于石瓢比例和线型的重新处理。

再往后看,他对于光素器、几何关系和整体结构的理解不断深化。

到了晚年,一些作品使用“景舟七十后作”等印款。《提璧》就是非常适合观察这种变化的一件作品:壶身、盖、钮、提梁之间几乎不依赖外在装饰,而主要通过几何关系、曲线、虚实和比例构成整体。

顾景舟提璧壶

图注:顾景舟提璧壶,底钤“景舟七十后作”。如果把它与顾景舟较早时期的石瓢放在一起看,会发现讨论已经不仅是“哪一把做得更好”,而是作者在不同生命阶段,对紫砂造型提出了什么不同的回答。

 

这正是“阶段”对于收藏的意义。

它不是把一个人的作品机械分成早、中、晚三等,而是帮助我们重新理解:某件作品究竟发生在他的哪一次变化之中。

五、代表作真正代表的,是一个阶段的高度

“代表作”这个词今天用得太多。

只要某个器型出名,似乎这个作者以后每做一把,都可以叫代表作。

其实不是。

一件作品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个作者,通常是因为某些原本分散的东西,在那件作品中集中出现了:技术、比例、材料、个人判断,以及他当时所处的文化关系,共同抵达了一个特殊的位置。

所以同一种壶型,同一个作者前后做二十年,也不能因为名字相同、器型相同,就认为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。

收藏需要问的是:

这个器型第一次在哪里发生了变化?

作者在什么时候把它推到了自己的高度?

后来再次制作,是继续推进,还是已经成为一种成熟表达的重复?

这几个问题,比单纯问“哪一把年份更早”重要得多。

六、越往历史深处,“分期”反而越要谨慎

但是这种方法也不能机械使用。

面对顾景舟这样的近现代作者,我们还能借助纪年、印款、出版、展览、收藏记录等资料建立相对清晰的时间线。

到了陈鸣远、时大彬这样的历史人物,情况就复杂得多。

上海博物馆所藏“陈鸣远铭紫砂四足方执壶”,馆方定为清代作品,壶身有题铭与“陈鸣远”印;故宫博物院的资料则将陈鸣远活动时代置于康熙、雍正时期,并指出其在紫砂造型、象生器以及壶体题铭方面的重要影响。

陈鸣远铭紫砂四足方执壶

图注:陈鸣远铭紫砂四足方执壶,上海博物馆藏。上海博物馆资料记载,此器带盖高10.3厘米,壶身题“且饮且读不过满腹”等文字,并见“陈鸣远”印。对于这类年代较早的作品,由于精确纪年资料有限,不能轻率地依据风格把作品划为“早期”“成熟期”或“晚期”。

 

这也提醒我们:

所谓“收藏作者不同阶段”,首先必须建立在可靠资料之上。

没有证据的分期,只是故事。

七、收藏一位当代作者,更应该开始保存他的时间线

这个问题对于今天收藏当代紫砂,可能反而更加重要。

因为我们正处于许多作者的创作过程之中。

一件作品是哪一年做的,当时作者在研究什么,为什么突然改变某种形制,同一种泥料在几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,某一种器型第一次出现在哪里——这些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信息,几十年以后可能都会成为重要资料。

所以真正系统地收藏一个作者,并不一定意味着不断去寻找他最贵的作品。

有时候,更有意义的是保留几个关键节点。

一件尚有探索痕迹的早期作品;

一件个人语言逐渐明确的作品;

一件真正进入成熟状态的作品;

如果时间足够长,还可能出现晚年的重新变化。

把它们放在一起,我们收藏的就不再只是四把壶,而是一条能够被看见的创作路径。

八、最后还是要回到“作品”

当然,阶段也不能取代作品本身。

不是“早期作品”就天然稀有,也不是“成熟期”三个字就自动增加收藏价值;更不能因为是晚年作品,就认为一定高于中年时期。

年份只是坐标。

真正决定一件作品能不能留下来的,仍然是器物本身:形是否成立,制作是否与立意相合,它在作者自身创作序列中有没有意义,有没有可靠的出处与记录。

因此,判断一件紫砂作品时,可以把过去的一个问题:

“这是谁做的?”

慢慢变成三个问题:

“这是谁做的?”

“他什么时候做的?”

“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,做出了这样一件东西?”

到了第三个问题,收藏才真正开始进入作品内部。

收藏一个作者,最终收藏的并不只是他的名字。

我们收藏的,也是一个人如何在时间里,一步一步成为他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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